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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西北人“走西口”考--以偏关为例

2012-12-16 08:18:51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核心提示:   “西口”、“西口文化”与“西口人”的话题近年来不断见诸于报端、专著,随着2008年央视《走西口》的热播掀起了高潮。许多专家、学者、文史爱好者对“西口文化”的概念、内涵与外延提出了自

  “西口”、“西口文化”与“西口人”的话题近年来不断见诸于报端、专著,随着2008年央视《走西口》的热播掀起了高潮。许多专家、学者、文史爱好者对“西口文化”的概念、内涵与外延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不再重复这些话题,本文主要以晋西北为切入点,以偏关人走西口为例,结合顾姓家族的迁移历史进行论述,谈点个人的看法。

  偏关县位于吕梁山脉以西,晋西北黄土高原的西北端,东与本省平鲁、神池相连,西临黄河,与内蒙东胜市准格尔旗相望,北依长城与内蒙清水河接壤,南与本省五寨、河曲相通。偏关古为林胡、娄烦地,春秋归晋,秦汉属雁门,曾称美稷县(胡汉杂居地),北魏属代郡,隋属马邑,唐置唐隆镇,与宁武、雁门统称长城线上的“外三关”,明代为九边重镇之一,山西镇总兵率重兵驻防,清代建县,明山西巡府何乔新《咏偏头关》中写道“雄关鼎宁雁,山连紫塞长。地控黄河北,金城巩晋强,”由此可看出偏关在明以前的战略地位,《山西通志?关梁考》称“偏头关以蔽全晋”,可见偏关之重要。

  偏关地形地貌东高西低,最高东部青杨岭山海拔高度1855.2米,最低西部黄河畔寺沟仅有875米,境内梁峁起伏,沟壑纵横,地理面积为1685.4平方公里,折合252.8097亩,长约60公里,南北宽约30公里,偏关县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平均气温6.2?7.7度之间,无霜期平均为155天(1965年13天),平均降雨量四百毫米左右。以1949年为例,耕地面积652545亩,其中水浇地455亩,人均耕地13.3亩,1959年为9.2亩,2008年不足六亩。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分布于山坡、沟滩、峁梁之间,历史上广种薄收,轮荒耕作。1952年统计粮食平均亩产57斤,油料34.0斤,1949年人均收31.3元,1988年达到207元,2008年人均收入2400元。

  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半夜地震一刻,八年七月,瘟疫流行,同治十年(1872年)九月,淫雨月余,光绪四年(1878年)大旱大饥,草垛山贾五聚众200?300人,要买路钱,十八年(1892年)大旱,秋粮大减,二十六年(1900年)大饥,食草根、树皮,饿殍遍野,民国九年(1920年)旱灾,十五年顽固军某团团长黄根成于腊月初九占偏关县楼沟堡,占县城,大肆劫掠, 十六年(1928年)奉军抢劫,民国十八、十九年饿死人。

  1933年,山西省进行了户口调查,偏关县总面积4071.98方里,耕地243651.2亩,户数7363户,人口38105人,(其中男性21731人,女性16374人,二十七年日军轰炸晋西北的根据地,县城、石洞窳庙会被炸,死伤人数五人,三十八年(1939年)日军占领偏关,1938年户数7363户,人口38105口。

  注:此资料来自偏关县统计局对1949年?1988年自然灾害情况的统计。

  1949年?1952年人口增率7.56%,1952年?1957年人口增长率3.66%,到1949年人口总数52410人,1952年人口总数为56370人,1957年为58434人,五年中共增长两万人,那一万多到哪里去了?走了西口了。

  以上是自然方面的原因造成大批贫民外迁,翻开中国的历史,无不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从古春秋战国到土地革命时期的军阀混战,特别是1937年日军的入侵,都造成了人民生计艰难、流离失所,致使广大民众不得不举家外迁,背井离乡。

  官家移民的需要。大边长城距偏头关一百二十里,二边在关北六十里处,明朝主要负责报警的烽火台驻军9?10人,后允许携带家眷,历朝历代与作战在一起的,需大量的游击军、散军及民兵,例如康熙远征葛尔丹,征集的民工就有几十万,这就形成了什么是兵连祸接,其他经商的和少数圆“掏金梦”的人。

  以偏关县楼沟村、柏家咀村顾姓家族为例,2006年7月9日统计683户,2290人,其中迁到内蒙309户970口人,占总户数的45.24%,占总人口的42.037%,顾光顺一支(第五代)清同治七年(1868年)从山西偏关县楼沟村迁至原安北县大佘太乡什拉干南井沟居住,务农为生。固阳县兴顺喜乡顾家小沟子一支比顾光顺更早一些来到内蒙安家落户,小奈太的范家圪坦、南河湾都有顾姓人。顾姓家族在内蒙巴盟、乌拉特前旗、中旗、后旗、固阳、包头、呼市、清水河、准格尔旗甚至阿拉善左旗都有分布。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里的人还在重复着先辈们走过的路,为什么向北行而不是向南发展?2006年晋西北一个建筑小工一天挣50元,而东胜日工资达70?80元,最主要是北面的人“厚道”。偏关水泉、老营、尚峪、南堡子走西口的人多在察右中旗一带,笔者在水泉乡调查时,乡文化站站长高振清向我们介绍,察右中旗一半是偏关人,而靠近长城一线的乡镇迁到接壤的准格尔旗、达茂旗、清水河、沙县、托县也不在少数,原因是解放前出外谋生的贫苦人走1?2天路程,成年人步行一天80里路,给别人干活,后来定居于此娶妻生子,笔者编撰顾姓家谱时,发现周边神池、五寨、河曲都是这种情况。天峰坪镇和万家寨镇在黄河一线,迁到前旗、五原、磴口、达旗等地,老牛湾、关河口走水旱码头,鼎盛时各有一百多艘大船,用当地的话说我们这里的人离不开水。

  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为什么“走西口”?为什么向北行?

  互通有无。历史上蒙古民族是以狩猎、放牧逐水草而居的民族,而与他们毗邻的晋、陕、宁、甘、冀需大量良种马,皮毛、盐,而草原需粮食、布匹、五金,日用百货等,互通有无的需要。二、晋西北人口密度大,可耕地面积少,为生活所迫向北发展,而北部地广人稀,主要是蒙古民族淳厚质朴、粗犷豪放,像大草原那样广阔的心胸接纳了这些游子。

  “走西口”已成为一种集体记忆贯穿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西口精神一直是走西口人艰苦创业的动力,也是现代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精神财富。

  作者简介:

  顾全罗:中国长城学会会员,获农牧渔业部奖、山西省科委科技一等奖,从事长城、西口文化的研究。

  张雄艳:山西大学200级民俗学专业研究生,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偏关、河曲、保德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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